在进入瑞彻特的解释之前，可以指出的是，部分社论的压力使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减少了黑格尔的在场性。在1867年最初的德文版出版之后，马克思接受了他的出版者对这本书过于抽象的批评。这位出版者认为，政治需要要求《资本论》靠近无产阶级，但1867年的版本因其繁多的哲学术语而没能成功地靠近这些受众。鉴于出版压力，法文第二版、德文第三版以及恩格斯编辑的1887年英文版都证明黑格尔的在场性在持续地减少。黑格尔在《资本论》中稳步缩减，而将黑格尔在其根基处清理掉，部分是源于政治紧迫性。此外，马克思也做出了在著作中减少黑格尔出场的学术决定，因为《大纲》和1858年的原始文本（Urtext）以及《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之间存在差异。1858年是一个分界线，1858年之后，马克思有意识地选择在他的著作中遮蔽黑格尔的在场性。
瑞彻特试图解释马克思愿意运用一种“被简化的辩证法”（reduced dialectic）[90]并找到哲学的“公开”和“隐秘”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91]据黑格尔所见，每个哲学都有一个“公开的”范围：它是其所处时代的表述。“公开的”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哲学的历史环境，是它能于其中找到自身并做出反应的学术氛围。此外，黑格尔相信，每个哲学都有一个“隐秘的”本质，或者说每个哲学家的信念都是“隐秘的”。“公开的”和“隐秘的”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之间的对比以及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