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从上到下皆相逐利，“熙熙攘攘为利来”，所以钱在人们观念中成了崇拜的偶像，对金钱的欲望顷刻之间成了社会的强心剂。伴随拜金主义思潮的腾空而起，人们的道德准则也突破了礼教纲常的限制，而有了新的社会道德标准。在人际交往关系中，钱也成了“万能胶”，“年纪不论大与小，衣衫整齐便为尊”。即使是地主士绅，名望再高，无钱照样受人冷落。地主官绅无不竞相追逐金钱，营私枉法。许多官僚竟寡廉鲜耻，把仕途作为权钱交易的筹码，公然渔利。
金钱的神奇魔力，也使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乱，各种不法并作，使社会动荡不安，机械相争，强凌弱，众暴寡，争讼、健讼、械斗、赌博之风大盛，各种黑社会势力活动频繁。民不思安，纲常人伦，难辨曲直。本是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等级规定关系，如今是“比族忌嫉，富贵贫贱，上下欺虐”。过去“卑幼尊长，道傍拱让先履，今冠人财主，驾车乘马，扬扬过闾里；刍牧小奚，见仕官辄指呼姓名无忌惮，贵贱皆越矣”。甚至连父子兄弟之间也寡恩刻薄，缺乏情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以往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被统治者视为三教九流贱籍的娼优仆隶子弟，不仅通过营利弄钱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地位，身价倍增，甚至混迹于士绅之列，不断施加其影响。伴随社会阶级构成的分化和新的组合，“下凌上，少侮长”，使封建等级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管志道在《从先维俗议》中指出：嘉靖万历之世，“少可以凌长，则贱亦可以凌贵，于是未婚未冠之弱子，稍有文名，便分先达之席，不士不农之侠客，一联诗社，即躐大人之班，而异途亦且攘臂焉。以为下流既可混于上流，则杂流岂不可混于正流也”，因而“民间之卑胁尊，少凌长，后生侮前辈，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在福建的沙县，“庚申、辛酉（1560—1561年）之后，干戈倥偬，竟以机械为名高，吞噬抢攘，恣以渔猎为厚利。凿齿之徒，伤鼓吻而争之锥刀之微，狺狺相搏，民之无良不特但侩已也，而小民为甚。故贱至于妨贵，少至于凌长，小至于加大。……甚至强奴悍卒，得以劫其主君，不才子姓，得以挟其父老。讼狱烦滋，告讦剽起，异方逋逃之民，又从指木教猱而升之，而世胄保家之主，惴惴然顾成业如捧盘水，尚敢出一息与之角哉？……呜呼！至无等也，至迫上也，可胜言哉。”[157]这从一个侧面透露，晚明确实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处在变动之中。